青年毛泽东认为，清末谘议局的设立与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是民众联合的溯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七八）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历史规定性即把人的存在理解为阶级、族群、职业、文化身份等历史规定性的显现。

[6]参见张希坡、韩延龙：《中国革命法制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8]党内也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批干部被错划为专政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八二）序言中指出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13]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但由于文革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被推迟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开始。也就是说，被法律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属于人民，不是国家权力的主体。然而，在当代中国法学界，长期以来对法律与社会这一课题的关注程度十分不够。

要超过马克思，必须回到马克思。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机制已经在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法学界，也的确曾存在着两种倾向：许多年轻一代学者，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产生了怀疑，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甚至企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法学。从知识和智力作为经济增长资源这一共同点上看，所谓新经济实质上就是知识经济。

[4]联合国《21世纪议程》要求，各国必须发展和执行综合的、有制裁力的和有效的法律和条例，而这些法律和条例必须根据周密的社会、生态、经济和科学原则。7.中国法学教育制度改革 在21世纪，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表现为人才的竞争，法学教育作为法律人才培养的一个主渠道和法治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日益需要适应时代的进步而进行改革和发展。

事实上，围绕健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村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在农业建设的各个方面，法学理论研究都是大有作为的。认真研究民族法文化，也是推进民族法律现代化、复兴整个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又使法学理论观点在法律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地说明，从而对法律实践产生更加强劲、更富针对性的指导力量。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此消彼长。

而正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腐败现象这一社会问题的万恶之首，较之过去的纯粹计划经济时期和将来的完全市场经济时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形态上都肯定呈现着不同的特点。因而，法学理论研究应高度重视和研究知识经济与法制的关系，为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创新做出科学的论证和引导。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还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等社会现象，不管出现多么大的反复和曲折，马克思主义的法律理想都永远不会消逝。社会转型不仅仅只是经济体制的转轨，而且还包括政治、伦理、法律、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变革与发展。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之下，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都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必须建立起某种法律机制，使不同见解、不同利益和不同背景的人和平相处。尤其是，法理学要把西部开发法治和民族法研究作为极其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

法律与社会是一个法学与社会学的交叉性或边缘性课题，而社会转型则主要就是一个社会学范畴。现在，已有学者提出了西部开发法治的概念。

在研究法治与政治文明问题的时候，还需要把关于法律发展和法制现代化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复兴中华法律文化的一曲前奏，就是推进中国的法典编纂运动。当然，加入WTO仅仅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5]当然，同时也要防止掉进全球化的陷阱，特别是不能把全球化等同于西化，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因此，道德与法律的适度冲突不可避免地经常发生。马克思主义经典法律思想对人类社会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前沿性问题。无论人们是否承认，互联网正在推动世界的全球化进程，经济的全球化已经势不可挡。

法学理论应把法律全球化纳入自己的视野，着重研究由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作用的削弱而带来的关于法律本质、功能的新理论，法律全球化的成因、趋势、特点，国外学界对法律全球化的研究、法律全球化与我国的法制建设等问题。江泽民于1998年5月4日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如果说19世纪初期法国的法典编纂运动大大促进了大陆法系的形成，那么，21世纪初期中国的法典编纂运动也极有可能带动中华法系的复兴。依法治国无疑是新世纪国家各项工作中的主旋律，而对于农业这样一个如此关键的产业，若任其游离于法治之外，则依法治国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则庄严地向整个世界宣布：中华民族将实现全面的伟大复兴。可以预料，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的逐步落实，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必将需要系统、全面而又强有力的法律制度的支撑，进行农村法律制度建设的着眼点无疑在于促使农村社会逐步进入标准意义的法治状态。法律以其严肃性、稳定性和强制性，可以避免政策易受形势左右而朝令夕改的不足，抵御来自个别意志的干扰，减弱旧体制形成的障碍，保障西部大开发长期、健康和有序的推进。[7]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但是，相对而言，法学界对社会转型问题研究得非常不够。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必须实现现代化。

在路透社评选千年风云人物的活动中，马克思以仅一分之差与印度国父圣雄甘地一起，并列第二，在爱因斯坦之后。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完全的法治状态目前尚未实现，暂时还只能作为我们的一个理想。

法律全球化应有其特定的含义，必须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前提，必须立足于各国国情。我国究竟采用哪种模式更为合适?这需要在对各国法学教育模式进行仔细考察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其实，全球化不仅仅涉及经济过程，而是包含着政治、文化、法律、制度等多方面的内容，意味着人类活动已跨越民族国家界限而相互融合。这是新中国的又一新追求，也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历史新使命。事实上，各类大学的法学院系之间差距较大，即使是重点大学的法学院系，也不是处在一个水平线，因此，如何正确处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便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作者强调，政治文明就百一种知识政治和法治政治，知识经济必然要求知识政治，适应新经济的新法制是政治文明的表现。

所以，需要继续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法治国家所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给以科学论证和智力支持，做出合乎中国国情的理论设计和艰苦努力。同时，新世纪新阶段法学研究的基点还将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关于少数民族法律文化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民间法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变迁、有何功能等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已经开始重视并已着手进行研究。法律与社会所涉及到的领域除法学与社会学之外，还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

3.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问题 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加速推进了文明发展的进程。在不久的将来，应用法理学将应运而生。